虽然犹豫再三,施继兴还是决定在这次的人大会议上继续提交自己的3G提案,这已经是他第五次在全国人大会议中提出关于3G的议案,而且每年几乎都是同一个主题:加快3G上马。

  “两会”从3月3日已经正式开始,《第一财经日报》拿到的这份署名日期为3月5日的《关于创新体制加快发展3G的建议》——在重重顾虑中诞生的议案——还是摆上了人大讨论的议题之中。

 

  今年65岁的施继兴是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副会长、全国人大代表,在此之前,他曾担任普天东方通信集团公司总裁、副董事长。今年是他最后一次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参加全国人大会议。

  加快发展3G的应急建议

  经过长达8年的艰难发展,不管是政府主管部门还是TD参与企业,在多轮的TD规模网络试验之后,都已经对TD的技术成熟程度以及商用能力深信不疑。

  不过施继兴在提案中指出,由于体制束缚,我国3G启动仍然徘徊不前。他认为,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:有关政府部门过度抢位,相关运营商无为失位,非国有资本无望进位,社会中介机构人士论证混杂乱位。

  本着履行我国2008北京奥运会开放3G服务的对外承诺,保障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TD不在未来被边缘化,施继兴在这次议案中提出了加快发展3G的几条应急建议。

  施继兴认为,首先应该加快3G资源开发,迅速发放3G牌照,以免国有资源过度贬值或流失。

  施继兴的理论逻辑是,3G频率和牌照等经营资源,其时间价值与评价时点拥有的3G客户群关联。在3G运营初期,由于客户群较小,国有3G资源体现的价值也很低,但当客户资源达到几千万甚至超亿的规模,相当的股权可能具有数百亿元乃至几千亿元价值,因此,“继续推迟3G牌照发放,很可能造成3G国有资源价值巨额贬值或流失”。

  其次,施继兴建议,3G牌照选择及3G移动网建设和运营的自主决策与经营权应归于相关运营商。政府应该相信运营商的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,使其可以拥有3G牌照选择及3G移动网建设投资和业务运营的自主决策与经营权。

  “如果不是企业自主决策而是强加于现有运营商投资建网和使用,谁将承担应有的风险和责任,如何协同解决产业化与商品化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?”他反问。

  业界统一认为,目前政府先建网、后发牌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。不过施继兴对这种做法明确表示反对,“借口等待TD-SCDMA拖延或阻止3G牌照的全面发放和3G运营的自主决策,既不科学,更不民主。”

  他还强调,TD-SCDMA新产品的产业化和商品化时限远高于预期,只要实际调控稍有不当,很可能陷入边缘化困境,事倍功半及半途而废的教训值得汲取。

  除此之外,严格履行中国北京奥运会提供3G服务的承诺,在施继兴看来已经为3G发牌定下了最终的时间表,而积极发展3G增值业务则是推动3G发展的最直接的动力。

  如何解决3G资金

  虽然目前只是中移动在全国8个城市建设TD试商用试验网,但一期设备采购金额已经达到数百亿元人民币,如果3G网络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展开,巨大的资金投入可想而知。

  “一个优选的解决方案,就是创新TD-SCDMA经营投资机制,允许民营资本或者吸收部分外资参与初始投资,甚至可以进行非国有控股的试点。”施继兴在提案中建议。

  他认为,借力民营机制追求管理与经营效率和效益的优势,TD-SCDMA才能实现有效经营,并很有可能自立于竞争之上,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。

  奥运对策

  而当业界已经放弃用奥运的时间表来倒推3G发牌的时间表时,理由是政府目前选择在六大奥运城市进行TD试商用试验,并完成整个城市的完全覆盖,这种“曲线救国”的方式已经绕开3G牌照,“曲线”实现了政府对外承诺。

  不过在施继兴看来,这种方式并不可行。“有的部门以为可用TD-SCDMA替代,暂且不论其试验和商用能否赶上北京奥运,考虑到现代通信的国际化特点,海外人士携带的WCDMA或CDMA2000等3G手机还是不能运用TD-SCDMA移动网观看奥运比赛,总不会要求人家更换手机吧。”

  施继兴焦虑地表示,WCDMA等3G移动网常规建设并投入商用周期多为两年左右,现在再不发放WCDMA等3G牌照,继续推迟就很难赶上北京奥运会使用。

  施继兴认为,应该由北京奥组委出面,紧急请求国家有关部门尽快发放3G牌照,而且除了奥运城市,甚至在旅游城市也应该覆盖3G网络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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